
白居易一生养了33个家妓,68岁时,不幸感染风疾。他看着如花似玉的家妓说道:“我已经年老,你们都嫁人去吧!”不料,一个叫樊素的女孩当即跪倒,哭着请求白居易留下她。
几十年前,白居易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诗人,官至太子少傅,家中蓄养家妓数十人。她们或善歌,或能舞,是他府中不可或缺的风景。其中最出名的,便是樊素和小蛮。
樊素,杭州女子,二十出头,嗓音清亮,唱一曲《杨柳枝》能让满座宾客如痴如醉,人称“樱桃嘴”;小蛮则以腰肢纤细著称,一舞动如杨柳摇曳,令人挪不开眼。
白居易曾写诗赞她:“杨柳小蛮腰,轻盈不自持。”那时的白府,琵琶声声,红紫春衫摇曳,园中池塘映着月色,日子仿佛永远不会老去。可谁能想到,繁华背后,早已埋下离别的伏笔?
然而,唐代家妓的命运,从来不由自己做主。史料记载,家妓在法律上被视为“贱民”,不过是主家的“财产”。白居易虽是文人,骨子里却也逃不过时代的桎梏。
年轻时,他视家妓为灵感来源,诗中常有“十载春啼变莺舌,三嫌老丑换蛾眉”的句子,透露出家妓更替的残酷现实——她们年过二十五,便被视为“迟暮”,往往被转赠或遣散。
而到了晚年,白居易身患风疾,半身不遂,左手“麻木不仁”,再无精力维持庞大的家眷。更重要的是,唐律规定四品官蓄妓不得过三人,他早已超限,若不遣散,恐招来非议。
可面对这些陪伴多年的女子,他又怎能不心生不舍?这一场遣散,究竟是仁慈,还是无奈?
开成五年(840年)春,白居易终于下定决心,遣散家中家妓。那日,洛阳三月,柳絮飞舞,履道园中一片苍茫。他坐在堂前,家妓们跪在院中,个个低头垂泪。
樊素尤其不舍,她跪行几步,双手颤抖着捧上一封书信,声音哽咽:“老爷,奴婢自幼侍奉左右,愿留下来,哪怕不唱不舞,只端茶倒水,也心甘情愿。”白居易听罢,闭上眼,长叹一口气。
他何尝不想留下她?可他知道,自己的身体已如风中残烛,留她们在身边,不过是拖累。最终,他还是挥挥手,命人拿出“放良文书”,将樊素许配给钱塘一户陈姓人家。
樊素走时,回头望了白府一眼,眼泪如断线珠子,滴在青石板上。那一幕,让白居易心如刀绞,提笔写下:“不能忘情吟,吟罢泪沾襟。”
与樊素相比,小蛮的结局则更令人唏嘘。史料中虽未明确记载她的去向,但据宋代《本事诗》推测,她很可能被转赠他人。
白居易在《别柳枝》一诗中写道:“柳枝,柳枝,今日相离何日逢?”字里行间,满是对小蛮的不舍。
那时的白居易,已是香山居士,退隐洛阳香山寺,园中柳树依旧,可再无小蛮翩翩起舞的身影。他拄杖站在池边,望着水中倒影,鬓发如雪,回忆起她曾舞动的杨柳腰,心中百感交集。
或许,他遣散她们,是为了给她们一个新的开始,可对这些女子而言,离开白府,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漂泊?唐代妇女的命运,如柳絮般随风飘零,令人叹息。
白居易晚年遣散家妓,看似是一场简单的离别,实则是个人情感与时代制度的双重碰撞。
他是诗人,有不舍与温情,写下《卖骆马》《别柳枝》,字字泣血;他也是唐人,逃不过法律与现实的约束,只能挥手告别。
68岁的他,坐在香山寺中,耳边仿佛还能听到樊素的歌声,可睁开眼,只有满园柳絮如雪,提醒着他,人生已近暮年。
家妓们的命运,更是那个时代的缩影——她们曾是府中风景,却终成过客。这场离别,不仅仅是白居易的不舍,更是一个时代对人性的无情碾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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